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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2020欧洲杯买球平台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

2020欧洲杯买球平台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把现在的改革开放重新放到19世纪晚清所处的世界秩序背景中,那么我们是否也能看到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功呢?答案肯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那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不能满足:首先,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为外贸服务,为海运护航。其次,那时还没有飞机运输,也没有足够的海运容量,没有极低的货运成本,电脑、电子技术也都是二战期间的事情。一系列金融创新看起来很不相关、很偶然,但一个共同的目的是让消费者更好地配置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水平。这当然为金融公司和创业者提供了商机,但更重要的是其对美国整体经济的贡献,使美国的房贷余额从1950年的730亿美元,猛增到2002年底的6万多亿美元(图2–4),约占美国GDP的60%(相比之下,2002年中国的房贷余额占GDP的8%,因此潜在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在这些住房贷款和金融创新成功故事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1940年时美国44%的家庭有自己的房子(图2–5),到1970年时63%的家庭有自家房,现在这个比例上升到70%左右,不仅如此,许多家庭还有多于一栋的住房。

为什么老家的农民也能得益于开放呢?这跟整个价值链有关。出口行业收入增加后,一方面它们需要更多工人,这为各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这也使出口企业的员工收入增加,对餐饮业、服装业、蔬菜鱼肉等各类吃、住、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行业反过来又会给在村里、村外的农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机会。按照这些价值链追下去,我们会发现,即使没有离开家去外地打工的农民,也会间接从开放得益。另外,这些年也改革了农村的生产以及产权、土地权模式,这些市场化举措就更直接对农民产生积极影响。在多年的研究中,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GustavRanis发现,有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太丰富时,那个国家的经济反而可能理不顺,因为那里的人们反而不会有动力去做制度和金融上的创新。没有制度与金融创新,其经济的内在动力就无法被调动起来。因此,财富不是由天赋的“地大物博”所决定(“地大物博”当然好),而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于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值得深思。在20世纪30年代中,墨西哥没收了大量的美国石油公司、矿业公司在墨西哥的自然资源财产。1937~1941年间,玻利维亚没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财产。危地马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没收了美国公司在其境内拥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智利在20世纪60年代没收了德国在其境内开采的铜矿。利比亚、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强行没收了英国在其境内的油田。这类例子不胜枚举。2020欧洲杯买球平台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世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抛开技术条件不管,当时的世界贸易秩序也使晚清政府无能为力。我们以前谈到,在欧洲于16世纪开启大西洋、印度洋贸易之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主要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宋朝和明朝早期的中国为轴心)和西欧列国,以马车陆运为主,在当时的中国虽已有海运,但规模和容量都非常有限。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也恰恰是明朝海禁的年代里),虽然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贸易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但总体来讲跨国界的交往和贸易还是很有限。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937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4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这种声音平台的一个直接效果是,一方面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几乎所有剩下的殖民地国家都相继独立(斯里兰卡、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另一方面鼓励了许多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没收外国公司的产权(尤其是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产权),将其变为国有。比如,在1945~1961年间,有12个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产权被外国政府没收或侵占;在1961~1973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产权共被没收过160次。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跨国公司2020欧洲杯买球平台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个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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