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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说“只许老实交代,不许乱说乱动”的那种老实。而是说:不欺骗朋友,不戏耍朋友,不吓唬朋友,不卖弄机智存心让朋友去惭愧,也不为了讨好朋友而迁就朋友。对朋友把心掏出来就得,甭扯淡。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那,为什么而写作呢?我想,就因为那片无边无际的陌生之域的存在。那不是凭熟练可以进入的地方,那儿的陌生与危险向人要求着新的思想和语言。如果你想写作,这个“想”是由什么引诱的呢?三种可能:市场,流派,心魂。市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流派,余华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心魂,却在市场和流派的热浪中被忽视,但也就在这样被忽视的时候它发出陌生的呢喃或呼唤。离开熟练,去谛听去领悟去跟随那一片混沌无边的陌生吧。2020欧洲杯竞猜app平台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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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的集体上岸“自杀”呢?我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我猜这准是相当于醉后的坠入茅坑之类,真正的自杀是明确地找死,我看鲸不是。倘若有一天科学家们证明鲸是真正的自杀,那么我建议赶紧下海去买它们的书,我认为会自杀的类都是会写作的类。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的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2020欧洲杯竞猜app平台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

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吗?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吗?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吗?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吗?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做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的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

一切形式,都是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你以装在世界里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它是它我是我,它不过容纳着我,你大概就仅相信“形式即容器”,你就一味地讲那些听来的见来的客观故事,而丝毫不觉察你的主观与这故事的连接有什么意味。当你感到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你就看到“形式即内容”了,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内容出于相关的结构,出于主客体的不可分割,把希特勒放在另一种结构里看,他也许不单是一名刽子手,而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你讲不清这结构都包含什么内容和多少内容,但你创造出与此同构的形式来,就全有了,全有了并不是清晰,只是意味深长随你去感动和发抖吧,浮想联翩。(也许先锋二字是特指一派风格,但那就要说明:此“先锋”只是一种流派的姓名,不等于文学的前途。一向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余华先生说,他并不是先锋派,因为没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为了流派而写作。这话说得我们心明眼亮。)2020欧洲杯竞猜app平台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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